更新时间：1970-01-01 08:00:00
1935年1月，遵义会议召开。博古始终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，生怕自己的决策失误会被安上卖国贼的骂名。会上，M泽东主动点出他身上诸多旁人难及的优点，坦言他早年接受的系统教育，是在场多数同志都不具备的。这番话让博古深受触动，他怎么也没想到，此前自己曾多次反对M泽东的主张，对方非但没有计较，反而能客观认可自己的长处。M泽东随后坦言，人皆有缺点，博古此前的问题，在于既缺乏长远战略眼光，又处处受李德的干预束缚，还要顾及自身的领导权威，最终彻底丢掉了独立判断的主见。
这时周恩来再次提议，由M泽东接过红军的军事指挥权，在场众人纷纷表示赞同，M泽东却当场婉拒。他提出，仍由周恩来、朱德主持军事指挥核心工作，自己只作为辅助角色提供战略参考，同时向在场所有人点明，红军从诞生之初的初衷，就是要让未来的中国一百年都不再受外敌压迫，最终走向人人自由光明的道路。
1月17日，历时三天的遵义会议正式落幕。会议增补M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，明确周恩来、朱德继续承担军事指挥的核心职责，会后的常委分工中，M泽东作为军事指挥上的重要协助者参与决策。这次在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的危急关头召开的会议，成为红军生死攸关的转折点，事实上确立了以M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正确路线的指导地位，开始形成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，在最危急的时刻挽救了红军、挽救了中国革命。
与此同时，国民党方面一边研判日军动向，一边继续推进“剿共”部署。在一次川军高层的军事会议上，委员长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姗姗来迟，川军教导师三旅旅长郭勋祺话里带刺地招呼他上座，四川“剿共”总司令刘湘则示意贺国光坐到自己身旁。贺国光见主位周边早已没有自己的位置，只能默默坐到了末席。刘湘当众解释，自己把剿共指挥部迁到重庆，正是因为蒋介石将参谋团设在重庆，足见对四川局势的重视。贺国光随即分析，眼下红军正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，他还精准推测出了红军的大致进攻方向，直言如果川军守好防线，就能彻底断绝红军获得喘息的可能。刘湘听完顿时对他刮目相看，连忙起身把他拉到上座，在场众人也只能纷纷让座，刘湘当场下令，命郭勋祺率部打前锋堵截红军。
会后，川军南岸“剿共”总指挥潘文华和同僚私下商议，要把明面上的“狼”拦在川外，才能让暗处的力量有可乘之机——他早已打探到，贺国光私下一直在川军内部拉拢势力，而刘湘对此也心知肚明，只是不愿明着得罪上级。两人心照不宣达成默契：如果红军执意北上入川，川军便以死相拼全力阻击；如果红军转向其他方向，川军大可顺势放行，保存自身实力。
1月19日，红军撤离遵义，向土城、赤水方向开进。出发前，红军专门为当地百姓义诊，还将群众手中的苏币全部按比价兑换完毕。大部队启程后，战士小龙见一户老乡家中有重病人，放心不下亲自留下诊治，班长反复叮嘱他要尽快追上队伍，国民党的追兵已经在步步逼近。
此时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耿飚接到调令，黄开湘前来接任他的职务。看似耿飚的职务有所调整，可他能回到周恩来身边工作，心中满是欣喜，始终记着M泽东此前叮嘱的“机动灵活、运动歼敌”的战术原则。杨成武把四团的荣誉水杯递到耿飚手里，让他留作纪念，毛振华站在一旁暗自神伤，舍不得老团长离开。四团的全体官兵都聚集在营部门外，为耿飚送行。就在遵义会议召开的这段时间，红十军团自谭家桥战斗失利后连续作战受挫，被迫从皖赣边地区掉头南下，向赣东北根据地转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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